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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一一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本书是林庚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时撰写的，1941年，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油印出版。1946年，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年5月全书出版，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作者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因而能以诗人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就此书，使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编年史,是人类历史的载体,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阅读史,便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和精神成长史。书籍是抚育杰出人才的珍贵乳汁,是支撑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是铸就高贵灵魂的丰富给养。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审美情趣、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命寄托、一种人生境界。
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本书是1917年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国文门一年级教授“欧洲文学史”课程的讲义的整理。叙述上起古希腊下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发展史，是周作人与兄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后“求新声于异邦”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均可从此找到源头，对新文化运动厥功甚伟。
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象恢弘、异常绚丽丰繁的巨大空间容量。所以，力图描述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承传生新、消长盛衰的进化现象，探究那凸显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潜注贯通的艺术特质，以给出较切实恰当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评判，由之认定它在寻觅、确立民族—国家的灵魂或自我精神面貌上的标志性意义，换言之，即尝试着为文学编写撰作总结性的“史”的工作也相应而生———这同样可谓是渊源久长且古老，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拥载了悠远史学传统的国家。
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
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报业的发展，香港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紧张的生活节奏……都在向文学要求着快餐式的精神消费。随着香港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通俗小说也以一种超过严肃小说发展的速度来满足市民的需求。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写作经历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孕育过程。余光中有一首《民歌》诗这样写道：“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典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西部口传史诗的神奇、边塞诗的雄浑与瑰丽、西部的浩瀚及风土人情的醇厚、殊异，常常令人向往、迷恋，而能借以慰藉的是长期以来我在乡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研究、体悟中，那些充满地域风情的文本和文化景观给予我的审美餍足。但这显然和深入西部文化的内核还是有差距的。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境遇下的地域文化差异日益凸现，我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境遇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产生了构建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在多次学术交流中，我的博士生马永强和老朋友管卫中对这一设想的赞同与呼应，使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架构呼之欲出。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