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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国际贸易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与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比较利益增进问题相结合，构建了比较利益增进模型。模型中的“航线”按照由基本要素推动阶段到投资推动阶段，再到创新推动阶段的动态过程进行设定，不同阶段的比较利益来源有所不同。其中，制度因素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国基于不同阶段的“动力偏好”，可以成为依靠制度推动、实现比较利益增进的生产者。当前我国比较利益增进的最优制度安排，应将产权保护和合约实施的重点放在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上，并从制度自身的激励作用出发，提出激励契约的制度安排。